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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本文来源:江西日报」命运的最大敌人,往往不是外部,是来自内心的偏见对自我的禁锢。纸与铁之间

陈蔚文约了中午一点到美发工作室,在某商场的18楼。电梯内只我一人,数字键变换,一会显示“18”。咦,门怎么没开?又等了几秒,它严丝合缝,没有开的意思。故障?我摘下正听歌的耳机,有点慌,虽然是白天,但待在一个封闭空间的感觉让人有些窒息。摁了电梯的报警键,电梯内响起连串噪音,无人响应。我注视那个悬浮不动的红色18,大脑开始有点缺氧,随手胡乱摁了个数字,几秒后,电梯启动,停在我摁的那一层。同时,相当吊诡的,我身后突然冒出一个男人!我被他吓了好一跳,电梯门不是紧闭的吗,怎么他会从我身后冒出?我回转身,才发现——在他身后,电梯门正缓缓关闭。原来,这电梯是双门的。我刚才悬浮在18楼时,其实另扇门已在我身后打开(因为我在听歌,完全不知道身后的门开),但我执着地望着那个停滞的“18”,只有一个念头:电梯肯定是故障了,直到这位男子进来。电梯没有故障,是我的经验发生故障,将电梯门简化成了只有我面前一扇的推断。有年深秋在东北,住在延边安图县的一家宾馆,洗澡水放了好一阵仍沁骨冰凉,去找服务员,原来红色龙头放出的是冷水,拧开蓝色龙头才是热水,服务员说可能当时师傅装反了。而习惯了在某种经验范围里的我,宁愿苦等红色龙头流出不可能的热水,也不愿动手向另一个方向扭一下。——仅仅需要一个转身,仅仅需要拧下另一个水龙头,可思维定式又是多么强大,它好似定身咒语,把人困在原地。诗人欧阳江河的文章《纸手铐——一部没有拍摄的影片和它的43个变奏》中的“思想犯人”,在七十年代一座极为偏僻的,近乎抽象的监狱里被囚禁数年。那是一个物质极匮乏的年代:近千名囚犯,只有十来副铁手铐。于是,纸手铐被发明出来。囚犯如果违反了狱规,其惩罚不是直接用铁铐实施,而是以狱管人员即兴制作的纸手铐来象征性地铐住囚犯的双手,惩罚时间从三天到半个月不等。惩罚期间,若纸手铐被损坏,则立即代之以铁铐的真实惩罚(铁手铐每副重达30公斤)。如果惩罚期满时,纸手铐仍然完好无损,则不再实施铁铐的惩罚。纸成为铁的替代。轻中注入重,虚被转为实——这真是一项充满隐喻,富有想象的发明!那位囚犯出狱多年之后,这种“纸手铐恐惧综合征”仍然在他身上起作用。他双手解放了,但内心的手铐固定在某处,永远呈现出被铐住的样子。他只有在“被铐”的状态下才有安全感,才能感觉到“手”的存在,才能安然入睡。他依靠对纸手铐的想象活在世上,纸手铐对他来讲既是恐惧又是一种类似乡愁的“迷恋”。有没有比恐惧更隐蔽,但又更直接,更具有原理性质的东西在起作用呢?纸铐铐住的其实不是真手,而是纸铐发明出来的非手。纸铐铐住的现实,看似荒谬,却普遍存在于现实。纸铐既是刑具,也带来莫大“安全感”,这种吊诡关系使人在一种固见中生活下去,密不透风。即便你站在广袤的荒漠上,精神或说意识仍然在身体的纸铐中。有些人,行过万里路,却还在思维或意识的原地。“行走”的动作只是一种拟态,无意义的迁移,如果纸不撕碎,手铐一直在。人并没有离开,始终被意识的纸牢牢铐着。在纸铐的“无意识”中,一切只有一个面向,一种可能。“纸铐铐住的现实,要多轻有多轻,但对于重的它又太重。”有时仅仅退一步,转个身,从自我意识里出离一下——就像挣掉具有铁的内质的纸手铐,真相就显现了。然而挣脱那种思维的惯性谈何容易?“想象中的监狱比真实的监狱更可怕,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关在里面,但又可以说人人都关在里面。这个监狱是用可能性来界定的”。这可能性就是生活环境、观念给人烙上的印记。曾在聚会中碰见位多年不见的同窗,在去酒店的车程中,他滔滔地发表言论,用看透这世界一切猫腻的口吻,批判人际、政治、单位、孩子的学校以及老师。有人试图反驳,他马上打断,以宣布真理的绝对重申他的观点。他瘦小身躯迸发的偏激令人吃惊,或许是某些遭际造就了今天的他。他的定论伴着激愤,我想到“纸手铐”的意象——那副手铐就是生活认知带给他的偏狭,他被禁锢其中而不自知,因此他也根本不打算挣脱一下。车上有位女同学,温和地反驳了他对老师的评价,“你说的只是个别现象,好老师有不少,我孩子的老师就挺好的……”她话未说完,便遭到了男同窗的打断。“哪有多少例外,这个社会就这么现实!”他掷地有声,愤愤不平。“纸手铐之所以具有威慑力量,是由于纸里头有‘铁’这样的物质”,这个铁,就是生活的惯性,视角的惯性,被某种思想规驯过的意识惯性。它有时会将人带进自我的死胡同。那次聚会,那位同窗有事先走,他的离开似乎让所有人暗自松了口气。在他的口头禅“现在的社会……”中,散布着病毒般的怨愤之气。当然这与他现实处境有关,他做过若干行当,但都没赚到他期望的钱,他认为自己智商不比任何人差,甚至高出普通人,他有技术,懂些音乐,末了,却是个辛苦的“失败者”——这“失败”他认为是由社会的不公造成的。另一方面,他从“失败”中提炼出对这种激愤的依赖,在激愤中他既为自己的失败开脱,也为自己的见地,为自己比其他人对这社会更“深刻”的了解而亢奋。尼采说,人生充满苦难,更苦的是这些苦难没有意义——所受的苦如果只是化作了一堆“看透”,那么或许苦真的白受了。命运的最大敌人,往往不是外部,是来自内心的偏见对自我的禁锢。“和别的客人在一起时,我总觉谈话就像一个超越障碍训练场,矛盾、竞争和误解等构成了重重沟壑和围栏。我理想中的谈话应该能让参与双方都能畅所欲言,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完满,而不是无休止地设定和重设条件,为结论辩护。它甚至可以不需要得出什么结论。”麦克尤恩小说中的主人公说的,这的确也是种理想之境的谈话,无论是与亲人,或爱人。只为交流而说,敞开心扉,不设置任何围栏,不把奉行、推销那个“我”当作谈话最高目的。这种完满的表达并不易,需要平心静气。许多人身体里大概都住了一个固执的“我”,年深月久,有些“我”甚至已锈死,再不能扭动半分。有时我们管这种见识的执拗叫作“个性”,或不妥协的骄傲——其实,那未必是见识,很可能只是傲慢与偏见。在许多的“个性认知”中,有着盲目的认知封闭:电梯只有一扇门;蓝色开关是冷水,红色开关是热水;凉粉一定不能加醋,牛肉必须加土豆;孩子一定要打,不打不成器;甜的水果中一定注射了甜味素;爱好文艺多半是出于附庸风雅的需要;一个人如果和领导处得还行,那么只有一个目的:为了往上爬;只有抽离了感情的零度写作才是大师范儿;一个明星贴出家事申明一定只为炒作……诸如此类的定式“经验”太多了,饭桌边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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